02 无传染性疾病

贰 - 群体与复制

01 软件服务2.0

进入信息时代，软件服务成为新兴的朝阳行业。

01 移动互联 3.0

智能手机崛起的十年里，时空的界限被不断打破，个人喜好与行为特征亦更难把控；群体复制式的“一锤子买卖”，无法满足随用随走的巨量碎片化场景。

用户流量，成为所有互联网巨头的心头肉；而流量的转化与变现，成为所有互联网产品的基础战略。

互联网的营收模型，再次升级。

围绕用户流量的全生命周期转化与变现，策略有：

1）扩大总流量

价值洼地，用定位找流量；

广告投放，用利润换流量；

异业联盟，用流量换流量；

2）改进转化率

精准定位，捕获目标客户；

行动指令，有效引导客户；

降低门槛，加大决策动力；

3）提升客单价

精准推荐，提升复购比率；

一鱼九吃，打造生态变现；

金融杠杆，扩大消费能力。

那么，什么样的疾病，会像互联网产品一样，通过类似移动网络的介质，触达乃至转化更多的生物体？

你一定能想到。

将传染性疾病限定在某一特定区域（注意：与地方性疾病不是同一概念）；

该特定区域内仅有一个固定的传染源，并存在一定数量的易感人群；

易感人群有一定概率可能接触传染源，并可能因此被感染。

此时，再结合互联网营收模型，应可以看到：

围绕对总人口群体的伤害防范与管控，策略有：

1）控制总流量

保护人口洼地，阻断传播；

控制人口流动，减少扩散；

区域切分隔离，逐个击破；

2）降低转化率

精准管控，消灭传染源头；

行动指引，有效进行防护；

提高门槛，免疫易感人群；

3）减小伤害值

精准治疗，快速打击病灶；

全局统筹，控制并发症状；

多管齐下，减轻毒副作用。

事实上，传染性疾病扩散中，仅存在一个固定的传染源的情况，估计不存在；简单地将传染性疾病定义为普通传染病，亦不严谨，有可能让人降低警惕导致不可控风险。

在此特别对上述案例和模型予以说明和提醒。

那么，存在多个非固定的传染源的情况，贴近真实的传染性疾病扩散模型，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这次，我们先从病毒扩散的SIR模型说起。

SIR模型，是由Kermack与McKendrick于1927年采用传染病动力学方法建立的传染病模型。

SIR模型将总人口分为三类：易感者(susceptibles)，感染者(infectives)，痊愈者(recovered)。

SIR模型中存在一个关键参数，即基本再生数R0，通俗解释，即是一人得病，可传染的其它人数量。

那么，R0具体如何测算呢？

实际疫情中的具体测算非常复杂，但可以从互联网的社交裂变案例中，找到值得参考借鉴的思路。

02 社交裂变 4.0

当每一个消费者都可能刺激更多的消费者产生购买，当每一个被传播者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新的传播者，以社交裂变为典型特征的社交互联网随之而来。

当流量不再是独立的个体，当流量与流量之间互相传播、感染和繁衍，出让利益反哺参与裂变的用户，刺激其通过社交网络进行二次乃至多次扩散，将可能最终达成指数级甚至是几何级的传播和转化效应。

从简单的转发分享，到红包、拼团、砍价、助力抢票、拉一赠一，以及早已存在的分销，都是社交裂变的具体表现形式。

同样，社交裂变模型中的消费者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的。在此，仅探讨消费者关系链条中的最核心因素：裂变因子。

以最简单的转发分享为例，从分享可获得用户量的角度看，假设：

A用户共有好友100人，并随机向其中的50人转发某活动；

在此50人中，有20人将感兴趣并参与活动；

同时，A用户的100名好友中，已有10人因参与过或其它因素对该活动“免疫”。

即有：

也就是说，在随机情况下，A用户该次转发分享为活动获得新用户量是2人。

在实际商业中，每次转化2人，并不一定就能满足所有人的胃口。裂变因子更大的超级传播者，会得到更狂热的追逐。它可能是：

关键意见领袖（KOL），拥有高粘性粉丝的个人品牌，如顶级流量明星；

入口级超级应用，拥有海量刚需用户的产品，如微信、抖音；

跨端跨硬件生态产品，实现不同场景无缝连接，如智能音箱，智能家居；

战略级生态业务，可分配价值的平台型枢纽，如出行业务之于车企、社交共享业务之于互联网巨头。

现在，已知裂变因子在简化条件下的计算方法，那么，对实际疫情防控有什么意义呢？

03 R0的实际意义

假设：

已知某疫情在第一阶段的基本再生数R0为10；

现进入第二阶段，需进行防控以使疫情消亡；

也就是说，

在不加管控的条件下，R0'仍可能等于10；

在加以管控的条件下，需要使得R0'小于1。

那么，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即是在被转化的10人中，至少9人免疫，使得第二阶段的R0'不大于1。

这，就是基本再生数R0，对封闭隔离和疫苗接种策略的理论支撑意义。

遗憾的是，一般在疫情爆发初期，并无特效疫苗。

此时，裂变若同时切中群体的价值理念、习俗文化，辅以时事热点，便可能迅速激发超级传播者，形成快速蔓延之势。

新冠疫情的爆发，便正是不幸地切中了春运的点。

04 超级传播者

春节，这个覆盖人数达十数亿的文化习俗。

春运，这个被称作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类迁移运动。

几乎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将经历大范围的出行、高密度的社交，以及高频次的聚集。

在这个节点上，若不加以控制，R0的各个因子：

传播概率极速增大，因感染者大范围、大规模流动且可能高密度高频次参与聚集；

感染概率不断增大，受限于不知情或无警惕，防护不足，且病毒可能在传播中变异；

痊愈概率维持低水平，病毒烈性强且为新型，本身有抗体或感染后已痊愈的人群比例很低。

也就是说，存在大规模的以远高于平常水平向外传播、感染的个体、群体、区域，存在大规模的潜在的超级传播者。

由此，便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钟南山和李兰娟教授会在确认情况后的第一时间点明“人传人风险”并“建议武汉封城”；

为什么国家和地方政府会一二再再而三地建议乃至实施推迟复工政策；

为什么社区、办公室及其它公共场所要采取严格的出入限制乃至封闭管理。

在社交裂变中，互联网产品有多么希望打造超级传播者，在这场战疫中，所有人就有多么希望控制乃至消灭超级传播者。